秦国交通路线考论

秦都雍东向路线

“雍-渭水黄河-汾水-浍水-绛”“雍-平阳-棫林-侯丽-麻隧-新楚-蒲津-风陵渡-瑕”

左传》记载秦国史事始于桓公四年(708 B.C.),当时秦国都于平阳,《史记·秦本纪》:“宁(宪)公二年(714 B.C.),公徙居平阳。”平阳,《括地志》:“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六里,秦宁(宪)公徙都之处。”典籍记载平阳城在岐山县西四十六里。2013年陕西考古研究院在今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太公庙村(岐山县西约四十里),发现了疑似秦都平阳的遗址和秦公墓葬,《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调查新收获》云:

宝鸡虢镇的太公庙村,曾发现秦公钟鎛祭祀坑,据其铭文为早期秦公之器,怀疑该乐器祭祀坑的东北方向存在秦公大墓,故2013年,我院在此进行考古勘探。由此,发现了秦公大墓和车马坑,在其东西两侧分别发现了疑似陵园的兆沟设施。大墓发现后,随即对墓葬周边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有城址的线索,其时代和性质都指向秦都平阳城。这一发现证明了《史记·秦本纪》关于秦宪公新建平阳宫城的记载,可知葬于此地的有秦武公、德公、宣公和成公,而宪公却归葬其先祖之茔——西陲陵区。

张天恩、庞有华对太公庙村一带的墓葬及陶器、青铜器等文化遗存做了更深入的分析,进一步肯定了太公庙村遗址应即是秦平阳故城所在,其文《秦都平阳的初步研究》曰:

西起太公庙,东至联合村,七八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涵以春秋战国秦文化遗存为主,当是与秦平阳故城有关的大型遗址。再就文化遗存进行观察,还可再细分为大体以洪原为界的东西两区。西区多个地点已发现文化遗存的年代普遍偏早,几乎都超过春秋中期,并较集中地呈现春秋早期晚段的面貌,显然与秦都平阳的时间范围相应,故相信其应为秦平阳故城遗址。东区文化遗存的年代普遍偏晚,目前未见超过春秋中期的线索,似属迁秦都雍城以后,作为太子白及其后世的封邑,平阳还继续使用并逐渐扩展的部分。

张天恩、庞有华认为自太公庙村至洪原村一带出土的文化遗存,年代与秦国都于平阳的时间相符;自洪原村东至联合村的文化遗存,则出土时间多晚于春秋中期。因此洪原以西至太公庙村,应为秦平阳遗址所在区域。洪原以东至联合村的范围,则或是人口增长后,平阳城逐渐向外发展、扩建的部分。

秦国都于平阳仅三十六年即迁都于雍,《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677 B.C.),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考略》:“今为凤翔府治,古雍城在城南。”《汇纂》:“今陕西凤翔府凤翔县南七里有古雍城,秦德公所居大郑宫城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南有秦都雍城遗址,赵戈《秦都雍城及其历史地位》云:

秦雍城遗址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之南、雍水河之北、纸坊河以西的黄土台原上,北枕汧山,南临雍水,西倚灵山(或称雍山),东接广袤的关中平原。……雍城城址位于遗址区北部,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东西长3490米,南北宽3140米,面积约10.96平方千米。

雍城位于凤翔县南,平阳西北约四十余里。秦国自平阳迁都至雍城,则两地间应有道路交通可供往来。自秦德公元年(鲁桓公十七年)起,终春秋之世,秦国皆都于雍城,因此下文论述秦国交通亦大抵以雍都为核心。

僖十三(647 B.C.)《传》:“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左传注》:“自雍及绛,盖沿渭河而东,至华阴转黄河,又东入汾河转浍河。”可见当时秦、晋间已有漕运往来,渭水、黄河、汾水、浍水间有航线可以贯通。

自秦国至晋国若不行水路行陆路,则同样也是沿渭水两岸,自成周、晋攻秦亦然,成十三(578 B.C.)《传》:

三月,公如京师。……公及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五月丁亥,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师。师遂济泾,及侯丽而还。迓晋侯于新楚。成肃公卒于瑕。

麻隧,《嘉庆重修一统志》:“麻隧,在泾阳县北。”《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麻隧,春秋秦邑,在今陕西泾阳县北。”麻隧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北,泾水东岸。侯丽,《左传注》:“时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县南),晋自东北向西进军,济泾亦自东北向西南,侯丽当在泾水南岸。或以为在今礼泉县境。”《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侯丽,春秋秦邑,在今陕西礼泉县东。”侯丽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东,泾水西岸。

新楚,《汇纂》:“当在西安府同州朝邑县境。”《左传注》:“新楚,秦地,当在陕西旧朝邑县境(朝邑今已并入大荔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朝邑县,古旧县名。西魏废帝三年(554)以南五泉县改置,治今陕西省大荔县东朝邑镇。因北据朝阪得名(《元和郡县志》)。……1958年并入大荔县。”新楚应位于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朝邑镇。

鲁成公及诸侯朝王,遂会晋侯伐秦,如此则诸侯之师应是自成周出发,或是先北行至盟津渡河,继而自黄河北岸西行至蒲津渡河;或是径自沿崤函古道西行。入秦后,诸侯之师沿渭水继续西行即可至麻隧,自麻隧渡泾水即可至侯丽。而后诸侯之师可自渭水北岸沿原路返回,在蒲津之西——今大荔县朝邑镇之新楚迎接晋侯。渡蒲津后,晋侯可沿涑水回晋都新田。从成肃公卒于瑕则可以推知,其余诸侯之师应是自风陵渡渡河后走崤函古道至成周而后各自回国。

前文已言瑕位于今灵宝市阌东村,为晋国边塞上控扼崤函古道、阻止秦军东进的门户之邑。诸侯之师在新楚迎接晋侯后自蒲津渡河,此时尚位于黄河北岸,但成肃公所卒之瑕却位于黄河南岸,可见诸侯之师在蒲津以东、瑕邑以西处应已渡河,此区域内据典籍记载有黄河津渡——风陵渡。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风陵津,即今风陵渡,在陕西潼关北。曹操马超韩遂,曾‘自潼关北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续汉书·郡国志一》王先谦《集解》:蒲坂‘有风陵关,一名风陵津。魏武西征“自潼关北渡”即此。’”《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风陵渡,在今山西芮城县西南七十二里风陵渡镇南,黄河渡口。《清一统志·蒲州府一》:风陵渡‘在永济县南六十里风陵关下,黄河北岸。’”诸侯之师自风陵渡南渡黄河后沿崤函古道东行至瑕,成肃公卒于此。由此亦可以推知,起初刘康公、成肃公与诸侯之师或亦是由崤函古道西行至风陵渡北向渡河,而后在河曲地区与晋军主力部队会和,继而自蒲津渡河西向侵秦。

襄十四(559 B.C.)《经》:“夏四月,叔孙豹会晋荀偃、齐人、宋人、卫北宫括、郑公孙虿、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襄十四《传》:

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及泾,不济。……鲁人、莒人先济。……二子见诸侯之师而劝之济。济泾而次。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郑司马子蟜帅郑师以进,师皆从之,至于棫林,不获成焉。

此事又见载于《史记·秦本纪》:“(秦景公)十八年(559 B.C.),晋悼公彊,数会诸侯,率以伐秦,败秦军。秦军走,晋兵追之,遂渡泾,至棫林而还。”诸侯之师伐秦,西行渡泾水,终至于棫林,后回师。棫林之地望一说位于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考略》曰:

棫林,即旧郑咸林也。《诗谱》:“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内咸林之地。”《国语》韦昭《注》云:“郑武杜公为司徒,食于咸林。”《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徙拾。”杜预谓之旧郑。隠十二年,郑庄公曰:“吾先君新邑于此。”杜注:“旧郑在京兆”是也。宋忠曰:“棫林与拾皆旧郑地。”战国属魏,魏文侯十七年,西攻秦至郑而还。秦昭王十一年,初置郑县,汉属京兆,后汉、晋仍之。后魏置华山郡,兼置华州,自是或为郡或为州。至元始定为华州,明省附郭郑县入之,属西安府

棫林即周宣王同母弟郑桓公受封之咸林。《考略》认为棫林位于清陕西西安府华州,《汇纂》《考实》《大事表》皆认同此说。《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华州,西魏废帝二年改董雍州置,治郑县(今陕西华县西南)。隋大业初废。唐武德初复置,治郑县(今华县)。”华县即今渭南市华州区,位于黄河南岸,华山以北,远在泾水以东,与《传》文所载“济泾而次”矛盾,《考略》对此的解释是:

济泾而后至棫林,棫林之地宜在泾水西,乃今泾阳之境,非华州矣。既又思之,泾水至高陵合于渭,自是泾渭合流,歴渭南至华州,又歴朝邑、华阴而入于河,二水相合,古人每得通称,如涞水入易,易亦可谓之涞;濮水入颍,颍亦可谓之濮。泾渭皆大水,宜得通称也。以此言之,诸侯所涉,不过在同、华之间,泾口之下流,更进,而后及于棫林耳。

《考略》认为若二水合流,则古人常将二水通称,因此《传》文所言渡泾水,实为渡渭水,如此则棫林可不必在泾水之西。然而《考略》此说难免失之牵强,首先,泾、渭二水因合流而通称在《左传》中并无先例。除去此则记载,《传》文云“渭”即明确指渭水,云“泾”即明确指泾水,并无混用的现象。其次,据《史记》记载诸侯之师在渡泾前已与秦师交战过。秦师战败后逃亡,晋军追击秦军,于是才渡泾水,至棫林。晋国所率诸侯之师自东向西伐秦,秦军在河西迎战,败逃亦应是自东向西逃亡,因此“泾”指泾水,棫林在泾水以西,从地理位置分析是十分合理的。若“泾”指渭水,棫林在今华州区,则秦军只能是在河西战败后自北向南奔逃而后渡渭水,但渭水以南即华山,其间隙地较窄,并不利于行军。

综上所述,棫林应非华州。据唐兰(1901-1979)分析,郑桓公初封之地确为泾水以西的棫林,后迁徙至华州,东周又迁至新郑。后人误将华州混淆为郑桓公始封之棫林,因此才有后续一系列讹误。据唐兰考证,棫林或与“棫阳宫”相关,当在今扶风、宝鸡一带,其文《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综论宝鸡市今年发现的一批青铜器的重要历史价值》曰:

《左传》襄公十四年记晋国伐秦,“济泾而次……至于棫林”。是棫林在径水之西。《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雍县有棫阳宫,昭王起。清《一统志》说:“棫阳宫在今扶风县东北。”或说在宝鸡附近。棫阳宫的名称,应与棫林有关。那末,棫林旧地当在今扶风宝鸡一带。当时秦国都在雍,在今凤翔县南,宝鸡县北,晋兵本想攻雍,而逗留在棫林,可证。

杜勇、王玉亮则在唐兰所言扶风、宝鸡这一大范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棫林应在扶风县东北三十里,其文《〈左传〉“棫林”考》曰:

关中胜迹图志》:棫阳宫“在扶风县东北三十里,秦穆公建,遗址尚存。”……1976年,周原考古队在陕西扶风县庄白村发掘一个铜器窖藏,出土史墻盘等微氏家族铜器103件。其中三年壶铭云:“王在奠(郑),飨醴,呼虢叔召,锡羔俎。”受召前来参加“飨醴”,其居邑与王的行宫“郑”必相邻近,始便于事。……由于微氏家族铜器出自窖藏,而窖藏铜器为了保密以防他人盗走,一般都会埋在自己的领地上。也就是说,“各窖藏地点距离其家族居址不会太远,各居址应即在窖藏地点附近”。因此,微氏家族的居邑当在扶风县庄白村一带。庄白村位于扶风县北稍西约十公里处,与扶风县东北三十里棫林所在地正相邻近。故“王在郑”举行宴飨礼,可以应召前往参加。

杜勇、王玉亮根据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结合传世文献分析认为棫林在扶风县东北三十里,虽非决定性证据,但亦可供参考。然二人在文中曲解唐兰文意,言唐兰认为棫林在凤翔县南之雍城,则实不可取。

诸侯之师渡泾水后沿渭水西行即可至棫林。从上述几则记载中可以看出,晋师及诸侯之师侵秦多是沿渭水北岸行军,然则渭水南岸亦有道路交通,文八(619 B.C.)《传》:“夏,秦人伐晋,取武城,以报令狐之役。”武城,《嘉庆重修一统志》:“武城故城,在华州东北。……《括地志》: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郑县东北十三里。《旧州志》:武平故城在州东十七里。”《左传注》:“武城,晋邑,当在今陕西省华县东北十七里。”武城在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东北约十七里,渭水南岸。晋师自茅津或风陵渡渡河后沿崤函古道西行即可至武城,秦军则同样自雍都沿渭水东行可至武城。

笔者据上文秦国东向交通路线考释,绘制为“秦国东向交通路线图”,敬请读者参看。

秦国交通路线考论

秦国东向交通路线图

秦都雍东北向路线

“麻隧-北征-汪-彭衙-邧-新城-梁-芮”“梁-汾阴-韩原”

文十(617 B.C.)《传》:“夏,秦伯伐晋,取北征。”《考略》:“北征故城在(澄城)县南二十二里。”《汇纂》:“《路史》:北征,古征国,汉置征县,今陕西西安府澄城县西南二十一里有北征古城。”北征在今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西南约二十余里。自雍都沿渭水东行渡泾水后东北行可至北征,马保春晋国历史地理研究》云:“自镐京东北行,经今天陕西省的高陵、蒲城、澄城、合阳至韩城,渡河进入汾水流域。”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亦云:“晋秦之间的主要交通线有二条。……第二条由雍出发,经侯丽(陜西礼泉)、棫林(陜西泾阳)、麻隧(泾阳)、北征(陜西澄城)、少梁(陜西韩城),然后东渡大河,进入晋国。”马保春所云途经今高陵、蒲城、澄城县的路线,与李孟存、常金仓所云途经今礼泉、泾阳、澄城、韩城县的路线其实基本重合,仅是叙述时所选取的沿途县邑不同,此亦大抵即秦军渡泾水后至北征之路线。

文二(625 B.C.)《传》:

二年春,秦孟明视帅师伐晋,以报殽之役,二月,晋侯御之,先且居将中军,赵衰佐之,王官无地御戎,狐鞫居为右。甲子,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冬,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辕选、郑公子归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以报彭衙之役。

彭衙,《左传注》:“彭衙,秦邑,……地即今陕西省白水县东北四十里之彭衙堡,汉之衙县故城。”《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彭衙,……春秋秦邑。即今陕西白水县东北四十里南彭衙村、北彭衙村。”彭衙位于今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南彭衙村、北彭衙村。汪,《左传注》:“汪当近彭衙,《方舆纪要》谓白水县有汪城,一曰汪在澄城县。白水与澄城两县相邻,今均属陕西省。”汪,一说位于白水县,一说位于澄城县。自鲁文公二年至十年间,秦、晋数次于北征、汪、彭衙、邧、新城、梁一带交战,皆位于洛水以东,盖此时晋国之势力尚不能深入至洛水以西。如此,则汪大抵位亦于洛水以东、澄城县西部邻近白水县处。

秦军自北征北行可至汪,继续北行可至彭衙。晋军则自绛、新田沿汾水西行,渡黄河后可至秦之梁邑。黄圣松先生《〈左传〉黄河津渡考论》将汾阴与梁对渡列为备考津渡,并曰:

梁至秦末又称夏阳,《史记·淮阴侯列传》载汉高祖刘邦命韩信为左丞相,令其“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袭安邑。”《史记集解》:“徐广曰:缻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柙缚罂缻以渡。韦昭曰:以木为器如罂缻以渡,军无船,且尚密也。”文中之夏阳依《秦本纪》所载,于秦惠文王十一年(314 B.C.)时“更名少梁曰夏阳。”知梁、少梁、夏阳皆为一地。《淮阴侯列传》述及韩信于夏阳东渡黄河,知此亦为黄河津渡。……夏阳位于黄河之西,其东为汾阴。《汉书·郊祀志下》记匡衡(生卒年不详)、张谭(生卒年不详)奏章言:“汾阴则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又《后汉书·邓寇列传》:“遂渡汾阴河,入夏阳。”知两汉时此津乃夏阳与汾阴对渡。

至迟至两汉时期,自梁(夏阳)至汾阴已有黄河津渡。至于春秋时期此处是否已有津渡,则需要更进一步之分析。

首先,在鲁文公二年至鲁文公十年间,秦、晋两国曾多次交战,前自变量则记载外,尚有文四(623 B.C.)《传》:“秋,晋侯伐秦,围邧、新城,以报王官之役。”文十(617 B.C.)《传》:“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邧,《汇纂》:“当在今澄城县境。”《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邧即元里也,在同州府东北,《魏世家》:文侯十六年,伐秦,筑临晋、元里。”《嘉庆重修一统志》:“元里城,在澄城县南。……《县志》在县南十五里。”邧在今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南十五里。新城,《考略》:“今澄城县东北二十里有古新城。”《汇纂》:“今陕西西安府澄城县东北二十里有古新城。”新城在今渭南市澄城县东北二十里。少梁,前文已言今韩城市西南11公里高门原东角曾发现古城遗址,据推测应为少梁所在。

上述秦、晋交战之北征、汪、彭衙、邧、新城、梁等地,大多分布于今陕西省韩城、澄城一带。盖因此区域地处秦、晋边界,战事颇多,除鲁文公年间频繁的秦、晋交攻,在此之前,此地亦有零星战事见载,如桓四(708 B.C.)《传》:“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桓九《传》:“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芮国此时位于韩城市东北十余里之梁带村。再如僖十五(645 B.C.)《传》:“九月,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壬戌,战于韩原。”韩原位于今河津市。笔者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上述地点改绘为“梁、汾阴及周边相关城邑示意图”,敬请读者参看。

秦国交通路线考论

梁、汾阴及周边相关城邑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今澄城、韩城一带城邑分布较周边犹为密集,且秦、晋两国互相攻伐之频率极高,因此前人如李孟存、常金仓、马保春等皆认为自澄城、韩城渡河至汾水应为秦、晋间主要的交通路线之一。且黄河流迳秦、晋两国间的区域中,较为明确的春秋时期的津渡仅有采桑以西的采桑津,以及王城以东的蒲津。采桑津东西皆为山脉,并不便于大军通行,且采桑津以西即白狄之势力范围,因此《传》文中秦、晋交战从未有自采桑津渡河之记载。蒲津虽利于行军,却过于偏南,若梁邑春秋时期并无津渡,则秦攻韩原需先自蒲津渡河后穿越大半个晋西南地区才能至韩原;晋攻汪、彭衙、邧、新城、梁等邑,亦需先沿涑水至蒲津渡河后,才能北行至上述诸邑;梁、芮两国会荀国、贾国、虢国伐曲沃,亦需先南行至蒲津渡河再沿涑水至曲沃,其路程是荀、贾、虢三国的数倍。然而春秋时期的城邑分布与交通便利程度是息息相关的,若自澄城、韩城一带往来秦、晋之交通如此不便,则在这一区域即较难出现如此多的城邑及征伐记录。

其次,僖十五(645 B.C.)《传》:“壬戌,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秦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秦伯使辞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从晋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岂敢以至?’”秦军败晋军于韩原,俘获晋侯并将其带回秦国。“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应是秦国刚刚俘虏晋侯、准备回师后即发生之事,所以此时秦军应距离韩原较近。若“梁-汾阴”没有津渡,秦军仅能至蒲津渡河,则自韩原至蒲津一路有耿、董、庐柳、令狐、桑泉、刳首、解梁、羁马等晋国诸邑。据昭二十二(520 B.C.)《传》:“冬十月丁巳,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以纳王于王城。”襄二十三(550 B.C.)《传》:“赵胜帅东阳之师以追之,获晏氂。”可知当时晋国城邑亦有驻军,秦军并不能不受阻拦地将晋侯自韩原绑至蒲津渡河回秦。结合当时晋大夫完全无能为力,仅能“反首拔舍”的反应,以及秦伯所言“从晋君而西”而非“从晋君而南”的回答,秦军大概率能够从韩原直接西行渡河回国,如此晋国才会完全没有营救晋侯之可能。

再次,僖九(651 B.C.)《传》:“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令不及鲁,故不书。晋郄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曰:‘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从之。齐隰朋帅师会秦师纳晋惠公。”此事又见载于《国语·晋语二》:“公子絷退,吊公子夷吾于梁,如吊公子重耳之命。……公子絷反,致命穆公。……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实为惠公。”。以及《史记·晋世家》:

里克等已杀奚齐、悼子,……里克使迎夷吾于梁。……秦缪公乃发兵送夷吾于晋。齐桓公闻晋内乱,亦率诸侯如晋。秦兵与夷吾亦至晋,齐乃使隰朋会秦俱入夷吾,立为晋君,是为惠公。齐桓公至晋之高梁而还归。

从《国语》及《史记》之记载可知,晋国内乱时晋惠公夷吾仍居于梁。后秦穆公发兵送夷吾回晋国。若夷吾及秦军是自蒲津渡河入晋,则大概率是沿涑水行至曲沃后沿轵关陉绛县段入绛都,据田建文、杨林中《轵关陉绛县段的考古学考察》:

陶寺上层文化进入绛山南麓的周家庄,传播线路是轵关陉绛县段,1959-1963年考古调查时,发现翼城南梁镇(调查时称为南梁公社)故城村、上涧峡、牛家坡、郭家坡都有陶寺上层文化遗存分布。由南梁镇这些遗址往南,就进入轵关陉绛县段的大交镇、南樊镇了。因而,铁刹关在交通方面的地位在四千年前后,絶不能与轵关陉绛县段等量齐观,因为峨嵋岭和绛山相交处没有河流,也就没有开阔地带,所以山势艰险,道路难以开辟。

铁刹关即自新田走侯马西南隘道至曲沃之路线,轵关陉绛县段则是自绛都至曲沃之路线。笔者虽不认同此文中侯马西南铁刹关至元代才逐渐通驿道,成为重要的交通道路的说法。但春秋时期轵关陉绛县段比铁刹关使用频率更高,担负着更为主要的交通作用,则是确有依据的。且秦军纳夷吾时晋国既然尚未迁都新田,自然也没有费心地营建新田,因此合理推测秦军走的是轵关陉绛县段而非侯马西南铁刹关。

前文已分析,根据《传》文“及高梁而还”,齐国此次率领诸侯之师入晋,行军路线应是从滏口陉翻越太行山进入上党地区,继而西行渡少水至高梁,而后齐隰朋帅诸侯之师沿汾水南下后,沿浍水西行会秦军纳夷吾入绛都。若秦军果真是自蒲津渡河,则秦军自涑水、轵关陉绛县段北上,齐军与诸侯之师自高梁沿汾水南下,两军行军路线并没有交会的地点,很可能秦军已纳夷吾入绛,齐军尚未得到消息。但若是秦军从“梁-汾阴”渡河,则《传》文记载便十分合情合理。首先,夷吾本就居于梁,秦军自渭水北岸东行渡泾水后,东北行至北征,途经汪、邧、新城等邑至梁,与夷吾会和后直接自梁东渡黄河至汾阴,继续沿汾水东行,与沿汾水南行的齐军及诸侯之师相会,而后便可一同纳夷吾入绛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春秋时期“梁-汾阴”已有黄河津渡存在。如此,则秦国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其一是自雍都出发,沿渭水西行,途经平阳、棫林、侯丽、麻隧、新楚后,自蒲津渡河,渡河后沿涑水东北行、沿黄河北岸东行,或南渡风陵渡沿崤函古道东行至瑕等晋邑,是秦国渡蒲津后侵晋的三条主要路线。其二是自渭水东行渡泾水至麻隧后,西北行可至北征、汪、邧、新城、梁、芮等诸邑,其中自汪北行可至彭衙,自梁渡黄河可至汾阴,东行即秦军获晋惠公之韩原。除以上陆路交通外,自雍都沿渭水、黄河、汾水、浍水可至绛都,此为“泛舟之役”所行水陆路线。笔者据上文之秦国交通路线考释,绘制为“《左传》秦国交通路线图”,敬请读者参看。

秦国交通路线考论

《左传》秦国交通路线图

秦国交通路线考论

(本文摘自徐鼎鼎著《春秋时期齐、卫、晋、秦交通路线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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