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665 年初夏，伦敦的一场瘟疫将城市生活变成一场初醒的噩梦。据估计，这场瘟疫中，伦敦死了10万人，是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随着瘟疫在蔓延，吓坏了的人群变得更愿意接受建议，因为恐惧使他们相信有某种治疗方法是可以“买”到的。稀奇古怪的新旧理论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庸医把病人、“疑病症”患者和垂死之人的钱骗走。

图为查理二世，查理士王小猎犬，伦敦大瘟疫就发生在他执政期间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很久以后对幸存者进行过新闻采访，他描述人们戴着“各种护身符、驱魔符、避邪物以及我叫不出名的配制品”。每条街上，持有各种学位及没学位的医生全都张贴了自己的宣传广告。对于病人和医生来说，这都是困难时期。尽管许多人认为庸医的骗术应受到谴责，但也有人认为：无论是否专业，每个人都有责任在极端情况下尽其所能找到某种疗法。然而，这种善意的做法却导致了各种弊端。

皇家医师学会大多数成员与神职人员大批逃离，任由民众自生自灭。部分留下来的医生则用尽力气，找寻对抗瘟疫的特效治疗方式。街上一种奇怪的装扮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他们全身一直到脚都以长袍覆盖，双手戴着手套，一顶宽帽子从头顶拉得很低，并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脸上还戴了一个安装有形如食蚁兽长喙的防护面具。这些“瘟疫医生”会填入各种各样的草药和软膏，以防被感染。最后，这场大瘟疫神奇的消退，这些瘟疫医生的努力，虽然没有产生大范围的效果，但捍动了当时的主流治疗方式，人们在一次次的失败中，修正自己对人体对医学的认知。

医生也是占星师，宗教与医学实践的对抗在大瘟疫期间悄然发生。

早期，希腊解剖学家、内科医生伽林的理论认为，人体是由四种液体——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痰——来调节的，这也使得医生们试图通过出汗、排便和放血等方法来恢复身体平衡，然而它们都有可能加速患者的死亡。

公元前 300 年前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首次提出需要保持人体平衡，这一观点基本正确。可是，后来人们对于平衡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以及在没有科学方法去测量病人身体状况（包括体温）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平衡——所形成的理解，却是灾难性的。

放血是 17 世纪通行的主要医学手段之一，旨在恢复患者体内的“平衡”及其健康。

它尤其与占星术交织在一起；占星术也涉及医学实践，在 17 世纪人们的生活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占星术在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历史中心地位一直遭到忽视，直到 1971 年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的著作《宗教与魔法的衰落》（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有了新突破为止。说到占星术与医学实践相结合的程度，令人惊讶的衡量标准是出版于 1485~1700 年间的所有占星术年鉴统计数据，其中有三分之一由医生撰写。

关于放血规则，著名的牛津医生彼得·莱文斯（Peter Levens）在其备受欢迎的实用医学指南（于 1587 年首次出版，截至 1664 年已再版 6 次）中写道：医生应该“既不放血，也不切割静脉，但白羊座、巨蟹座、天秤座前半部分、天蝎座后半部分、射手座、水瓶座和双鱼座所在月份除外”。

当时，由尼古拉斯·哥白尼在 16 世纪中叶提出并且可追溯至古代的太阳系围绕太阳旋转这一理论，已赢得了人们更广泛的接受。从那以后，占星术便开始对有科学头脑之人失去效力。值得称道的是，霍奇斯所属的伦敦皇家医师学会耗费很多精力来杜绝医学中的占星术，并试图识别会占星术的医生，以禁止他们行医。

图为著名的伦敦大火，远处是着了火的圣保罗大教堂。这场大火吞噬了此前疫病横行的中世纪城市

纳撒尼尔·霍奇斯尝遍“百草”，只为找到特效药，但无能为力。

纳撒尼尔·霍奇斯（Nathaniel Hodges）是最突出者之一。他适时地发表了对瘟疫的见解，对 1500 年前希腊医生伽林（Claudis Galen，129~201）传下来的许多医疗方法选择忽略。比如“打开毛孔”，或者让病人出汗，已经过时。放血也要避免；正如霍奇斯简洁地说过，“我应该把它当作致命的做法来忽略掉”。此言一出，便引起了争议。

他不仅在自己家里坐诊，还会去病人家出诊——这两种方式都很危险。在行医过程中，霍奇斯采取了一些他认为可以阻挡疾病的简单的预防措施；在开始工作之前，他会吃下一团自认为能抵抗疾病的草药及其他药物。这便是所谓的药糖剂；他说自己服用的剂量“和肉豆蔻一样大”。如此才算做好诊视病人的准备。如果是上门出诊，进去前他则会让患者家人在滚烫的煤块上烧一些消毒草药，再往嘴里塞入一片预防性锭剂。

霍奇斯是个细心之人，很相信实证方法。他仔细记录了患者的症状，并根据严重程度将其分为两类。第二类症状包括“发烧……心悸、鼻出血和心前区（即心脏前面的胸壁）滚烫”。 心包炎，即心包（心脏周围的包囊）上的炎症，也许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霍奇斯很有可能已经确定了感染的症状。而第一类症状则是“恐惧、呕吐、谵妄、头晕、头痛和昏迷”。这类症状表明已离死亡不远了。因急于找到一种科学的方法，霍奇斯仔细尝试了当时可用的药品。其中就包括一些古老的疗法，如磨碎的独角兽角之类。事实证明，此角毫无效果。霍奇斯在记录中登记了本次失效，并提到对这种生物是否真实存在表示怀疑。

他写道，某些病人只是因为“恐惧”而生病。他自己也有两次感觉染上了瘟疫，但比平时喝下更多的萨克干白葡萄酒之后，竟然又觉得没事了。 他还尝试过古老且昂贵的牛黄石疗法。形成于反刍动物如牛、山羊胆囊中的这些物质被认为具有医疗功能——尤其如果它们呈特殊的土黄色。取少量的结石磨碎，制成糊状，然后让病人用一些液体冲服下去。

霍奇斯委婉地指出，自己的试验证明牛黄是无用的：“虽然我无意反驳一种已被接受的观点，但经过多次试 验，我已确信，真理会说明一切，它明显否认了其功效完全等同于价值：我已经尝试了多达 40 或 50 枚粉末状颗粒，却没有任何效果，而且我敢保证自己在这些试验中用到的牛黄真实可靠。”不过他确实报告了一些有用的疗法，包括鹿角精（完全如名称显示的那样——磨碎和煅烧的鹿叉角）和蛇根马兜铃（或弗吉尼亚蛇根草）。

这位 17 世纪的医生面临一个主要的困境：几乎所有疗法都不起作用。

西德纳姆提倡调动身体的自愈能力，开始被认可！

其他一些皇家医师学会的成员都追随着弗朗西斯·培根和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等人的脚步，留了下来，形成了一个可被视作代表医疗方法改变的小组织。不过却被传统保守派斥 责为“世间的渣滓”。

瘟疫暴发期间，新经验主义者群体中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海尔蒙特学家 （Helmontians）。这一群体以化学家扬·巴普蒂斯塔·范·海尔蒙特（Jan Baptist van Helmont）命名，相信可通过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炼金术的新化学过程来制造药物。其中最杰出的是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他不仅对瘟疫及其受害者进行了密切观察，而且还用自己的化学方法生成药物。他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对一名瘟疫患者进行解剖。据说他也治愈过一些病人。很可能，其姑息治疗在某些情况下会帮助病人康复，因为感染并不总是致命的：存活率可以达到 10% 以上。

关于瘟疫患者有可能被治愈这种说法背后的原因，在汤姆森的同伴、海尔蒙特学家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的著作中阐述得很清楚。瘟疫期间，日后被称为“英格兰医学之父”的西德纳姆并未选择留在伦敦。有圣詹姆斯那些宽阔的街道和相对卫生的环境，如果他和蓓尔美尔街的邻居们留下来，可能会相对安全一些。

然而，西德纳姆还是去了乡下。他这么做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或者仅仅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几乎无能为力。无论如何，后来他给自己那本颇受好评的发烧教科书增订了一章有关这次瘟疫暴发的内容。在一个几乎没有确定疗法的年代，西德纳姆观察到：只要施以援手，身体往往能够自我调节，从而让疾病消退。这一点和希波克拉底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发烧的情况下，西德纳姆建议他的病人不要接受放血和排便等标准治疗方法，而应该用冷敷和洗剂来帮助他们挺过高烧症状（如天花等疾病）。众所周知，西德纳姆说他经常对病人采用的最好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做。考虑到当时可用的医学知识水平，以及经常用到的奇怪甚至有害的疗法，西德纳姆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而且可能的话，他们还会依靠身体的自然防御能力与疾病对抗。

西德纳姆的方法开始得到他人的提倡，其中包括米林顿博士（Dr Millington，也许有点令人惊讶）——既是皇家学会的成员，也是保守的皇家医师学会会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某些小病无法靠当前医生所知的任何方法治愈，而其他疾病则只是出现了好转。通常，观察到的疾病症状模式与处方治疗相似：在患者体温上升或经过人工排汗后，发热便会消退。而自然腹泻或让患者服用催吐剂等途径也能缓解胃病。由于认为瘟疫基本上是致命的，医生们便把精力都集中于防护措施之上。

最终，经过测试，发现基于理论而非实证证据的旧式医疗法大多毫无用处。伦敦在瘟疫中变成一片废墟的可不只是实体结构。医学界再也不会和过去完全一样了。如果旧的理念仍然存在，那是因为在治疗方面几乎没什么能取而代之。

文章节选自《国王的城市：查理二世与改变历史的伦敦》【英】唐·乔丹 著 杨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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